录音棚里很安静。
蒲池幸子坐在钢琴前，左手搁在琴盖边缘，右手拿著一支削得很短的铅笔。
她在五线谱纸上写了一个音符，停了两秒，又用橡皮擦掉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十七分。
今天的导唱带任务已经全部录完了——三首歌，每首两遍，第二遍全部一次通过。录音师在对讲里说“辛苦了“的时候，语气里甚至带著一丝无聊，毕竟对於他来说只是一项例行任务而已。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玻璃窗对面的控制室。录音师已经离开了。调音台上的推子整齐地归了位，vu表的指针垂在底部。
整栋楼里大概只剩她一个人了。
她喜欢这种时候。
公司的录音棚在傍晚五点之前都归她使用——板仓跟她確认合同的时候专门加了这一条。”你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房间，“板仓当时说，“反正五点之前也没人排。”
三年了。
幸子的手指轻轻落在琴键上，按下一个c大调的和弦。声音在录音棚的吸音墙壁之间消散得很快，像一颗石子丟进深水里。
三年。
她数过。从签约那天到今天，她一共录了四百二十七首导唱带。
涵盖了流行、摇滚、演歌、r&b。整整四百二十七种不同的旋律、歌词、情感、气口。
每一首歌的主人都不是她——她的声音只是模具，浇铸出一个形状，然后被送往全国一万三千台卡拉ok机器里，等待某个陌生人在包厢里拿起话筒，跟著她的声音一起唱。
没有人知道那是她。
她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唱片封面上，不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底端的字幕条里。在这个行业的食物链上，“导唱带歌手“的位置大约介於“乐器“和“人“之间。
但她唱得很认真。每一首。
手指从和弦上鬆开，弹了一段旋律。这是她自己写的东西——不在工作范围內，纯粹是因为想写。副歌的部分已经改了三个版本了，每一版都差一口气。差在哪里她说不清楚，只知道弹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胸口的那团东西没有被完全推出来。
她停下手，低头看著五线谱纸。铅笔痕跡深深浅浅地叠在一起，有些地方被橡皮擦得纸面都起了毛。
从那天三年前在那个小酒馆签下合同起，她就再也没有站上过任何一个舞台。
她被安置在这间录音棚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唱歌。板仓定期送来曲目清单和导唱带的音轨，她录完，交带子，回公寓。偶尔和录音师交流几句技术细节，大部分时间独处。
最初的半年是最辛苦的。
她第一天走进录音棚时，什么都不懂。连监听耳机的佩戴方式都不对——戴得太紧，三十分钟之后耳廓就开始发红、发疼了。
录音师隔著玻璃窗做了一个手势，她没看懂。后来录音师走进来，帮她把耳机的头梁调鬆了两格，將侧面的海绵垫翻折到耳廓外侧而非压在上面。
“轻一点就好。”录音师说。
那天录了一整个下午，八首歌。每首都录了四到五遍。回公寓之后她把自己的录音带放出来听，第一遍就按了暂停。
太紧了。
嗓子在发力，气息在撑，高音区像是用手指去够一个勉强碰得到的架子顶层——够到了，但姿態很难看。
第二天她六点就到了棚里，比工作时间早了三个小时。戴上监听耳机，一个人对著话筒练。
然后是一年、两年、两年半。
变化是从第二年的秋天开始变得明显的。
有一天她录一首中板情歌，副歌的最高音是一个降a5。以前碰到这个音，她需要提前一个小节调整呼吸、收紧腹部、把声音往前“推”上去。那天她按照惯例做了准备动作——然后发现那个音自己就出来了。
轻轻地，稳稳地，像水面上浮起的一片叶子。
录音师在对讲里安静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嗯，就是这个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所谓的“开窍”吗？
那之后，录音师给她的技术建议就越来越少了。
到第三年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了。
每一首歌都是一次通过。
另一件事发生在创作上。
入职第八个月，板仓来棚里送新一批导唱带的音轨。等待传带的间隙，他听到了钢琴房里飘出来的旋律，问她那是什么歌。
“我自己在写的。”她说。
板仓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幸子小姐，你会创作啊？”
她点了点头。写词写曲都做，从高中开始就在写了。只是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板仓让她弹了一段。听完之后，他的表情变了。
“这个……副歌的旋律走向，很不一般啊。”
那之后，板仓每个月会留出半天时间来听她的新demo。他带来了一些创作上的建议——大部分和市场有关，比如“副歌旋律的首音如果低八度进入，卡拉ok的客人会更容易跟唱”。她挑著听，採纳了一部分，另一部分保留了自己的判断。
还有一件事。录音师讲的。
有一次收工后，录音师收拾设备的时候隨口说了一句：“哦对了，上周末我去卡拉ok唱歌，包厢隔壁有个女生在唱你录的那首《风的轨跡》。”
幸子手里的茶杯停在嘴边。
“她唱得还不错。”录音师说著收好了线材，“就是副歌那个转折——你录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气声处理的，对吧？那个地方她没唱出来，但她一直在反覆尝试。我听她前前后后唱了四遍。”
那天晚上幸子躺在公寓的床上，盯著天花板想了很久。
那个女孩在反覆练习自己唱的那个气声转折。
她不知道幸子的名字，不知道她的长相。但她在模仿她，在学她。
“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
这个念头浮上来的时候，幸子被它嚇了一跳。
她刚刚入行的时候，也想过是不是立刻就会被包装得光鲜亮丽地就去舞台上了。
但西园寺小姐给出的答覆是“时机未到”。
幸子也不清楚是什么时机，可西园寺小姐这么说就肯定有她的考量在里面的。自己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配合公司的战略，反正她还挺喜欢这种隱於幕后的工作方式。
她知道的，自己对镜头有著天然的恐惧。真要自己上台，也不一定能发挥得好。
但是，一旦那个想法被重新想起了，就再也没有消失过。
手指重新落在琴键上。
最近几个月，一些微妙的变化打破了她习惯已久的节奏。
板仓送来的导唱带曲目里，抒情慢歌的比例明显增多了。
以前流行快歌居多，適合卡拉ok场景的高能量曲目。最近三个月，几乎一半是钢琴伴奏的纯情歌——那种需要在安静中展开、考验歌手情感控制力的歌。
她录的时候並没有觉得困难，反而觉得舒服。但她隱隱意识到，这些歌的录法更接近“专辑”，而非“导唱”。
还有那次拍照。上个月板仓带了一位摄影师来棚里，说是“留一些公司內部存档的资料照片”。
但那位摄影师打光的方式——用了反光板、调了色温、甚至让她微微侧头调整角度——明显超出了“存档“的標准。拍完之后，摄影师收设备的时候跟助手说了一句“这张可以用”。她听到了，没有追问。
最让她在意的，是板仓两周前问她的一句话。
录完当天最后一首歌之后，板仓没有像往常一样说“辛苦了”就走。他坐了下来，聊了几句，然后用一种异常轻鬆的语气说：
“幸子小姐，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道？“
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手指从调音台上抬起来，在半空中停了大约一秒。然后她笑了一下，反问了一句：“板仓先生觉得呢？“
板仓看著她，似乎在等一个不同的回答。但她確实没有更好的答案给他。他最终也笑了笑，拍拍膝盖说“不急不急”，然后离开了。
那天晚上她重新想了一遍那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道？”
她发现自己无法给出明確的回答。
技术上，她知道自己早已准备好了。西园寺小姐说的打磨，她自认已经做得不错了。
音准比三年前稳了太多，气息更精细了，高音区的质感从“努力够到”变成了“轻鬆落上去”。录音师半年前就不再给她建议了——因为没什么可提了。
说不出口的是另一件事。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道。
手指在琴键上慢慢地弹著，旋律断断续续。
她爱音乐吗？
当然。
三年来每天都在唱、每天都在写，从来不觉得厌倦。这份工作给了她稳定的收入、充足的独处时间、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录音棚。
她也想被人听到。录音师讲的那个卡拉ok女孩的故事，她到今天还记得。“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这个念头在三年里反覆出现，频率在增加。
但“想被人听到”和“站上舞台”之间，隔著一道她还没有想清楚的鸿沟。
录音棚里的规则，她已经完全掌握了。在这里，她只需要面对话筒。话筒不会评判她。录坏了可以重来。
她和听眾之间隔著无数层介质——话筒、磁带、卡拉ok机器的扬声器——那面“玻璃墙”让她安全，让她自由，也让她可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声音本身。
而出道，意味著那面玻璃被打碎。
她需要站在灯光下。面对镜头，接受採访，被问一些关於“创作灵感”和“私人生活”的问题。
需要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认出她的脸。需要在几百人或几千人面前开口唱第一个音——而那个音一旦唱出去，就没有“再来一遍”。
她能唱好吗？在技术上大概能。
但这里的问题不在“能不能”。
板仓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道”。公司说“我们在等合適的时机”。这些话里藏著一个前提——出道是理所当然的下一步。三年的训练和积累，全是为了最终走到台前。
但幸子在自己心里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驱动她站上去的理由。
她爱音乐——但她可以在这间录音棚里安安静静地爱一辈子。她想被人听到——但导唱带已经传到了千家万户。
虽然没有人知道是她在唱，但那个声音確实存在。
“那还不够吗？”她在心里问自己。
沉默了很久。
答案应该是“不够”，她知道。
因为如果“够”了，“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这个念头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浮上来。
但她同样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出“不够”。因为那个“不够“的背后，连著一个她更不敢碰触的问题——
“我想被看到的那个我，到底是谁？”
录音棚里的蒲池幸子，是一个她认识的自己。安静、专注、和音乐待在一起时自洽而完整。
站在舞台上的蒲池幸子，会变成什么样？她不知道。她连想像都无法具体地想像。
那个轮廓是模糊的、空白的——像一张还没有被冲洗出来的底片。
她不怕变坏，也不怕失败。
她怕——站上去之后发现，自己在灯光下是空的。
旋律在钢琴上停了下来。
她的手指搭在琴键上，没有按下去。录音棚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的微弱气流声。
她低头看著五线谱纸。铅笔痕跡深深浅浅地叠在一起。这首歌改了三个版本了，副歌的走向始终不对。
她隱隱觉得——写不完这首歌的原因，和回答不了板仓那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同一个。
缺了什么东西。
一个支点，一句话，一个画面。
某种足以让她把胸口那团温热的、安静的、內敛的“喜欢”，推出喉咙、送上嘴唇、投射到远处去的力量。
她还没有找到。
幸子深吸一口气。
她重新把手指放回琴键上，准备再试一次副歌的走向。左手按下一个am和弦，右手刚弹出两个音——
录音棚的门响了。
她的手指从琴键上抬起来，转过头。
门口站著一个人。
个子不高。穿著鸦青色的薄羊毛衫，头髮梳得很整齐。脸上掛著一种难以描述的表情——像是在微笑，又像是在打量什么。
幸子愣了大约一秒。
然后她认出了来人。
在s.a.娱乐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但几乎没有人见过本人。传闻里的她，要么是铁血的財阀大小姐、要么是某种连板仓都不敢正面看的存在。
但幸子见过。
她是这位大小姐亲自招进来的。
虽然幸子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有什么特別的，值得西园寺家的大小姐亲自出马。比她天赋更强的人比比皆是，论努力她也不敢自称第一。
但是这位小姐给了自己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薪水，甚至让自己能隨心所欲地追逐梦想，去做她所热爱的事。
所以在幸子心中，她一直是排在第一位的。
三年过去了。
那个女孩长高了，轮廓也更分明了。但她身上有一种东西没有变——那种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的、安静的重量感。
幸子从钢琴凳上站起来，手里的铅笔差点掉到地上。
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散落在调音台上的五线谱纸和自己喝了一半的罐装咖啡。录音棚里有些乱，她完全没想到会有人突然进来。
“西园寺小姐——您怎么来了？”
她的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稳。带著真实的惊讶，和一丝不好意思。
皋月站在门口，目光从幸子脸上移开，缓缓扫过整间录音棚。
五线谱纸、墙上的专辑內页、小书架上夹满翻译便签的英文书、角落里还摞了七十三盘磁带的文件盒。
她看了几秒。
然后，视线回到了幸子身上。
“好久不见，幸子小姐。”
蒲池幸子坐在钢琴前，左手搁在琴盖边缘，右手拿著一支削得很短的铅笔。
她在五线谱纸上写了一个音符，停了两秒，又用橡皮擦掉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十七分。
今天的导唱带任务已经全部录完了——三首歌，每首两遍，第二遍全部一次通过。录音师在对讲里说“辛苦了“的时候，语气里甚至带著一丝无聊，毕竟对於他来说只是一项例行任务而已。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玻璃窗对面的控制室。录音师已经离开了。调音台上的推子整齐地归了位，vu表的指针垂在底部。
整栋楼里大概只剩她一个人了。
她喜欢这种时候。
公司的录音棚在傍晚五点之前都归她使用——板仓跟她確认合同的时候专门加了这一条。”你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房间，“板仓当时说，“反正五点之前也没人排。”
三年了。
幸子的手指轻轻落在琴键上，按下一个c大调的和弦。声音在录音棚的吸音墙壁之间消散得很快，像一颗石子丟进深水里。
三年。
她数过。从签约那天到今天，她一共录了四百二十七首导唱带。
涵盖了流行、摇滚、演歌、r&b。整整四百二十七种不同的旋律、歌词、情感、气口。
每一首歌的主人都不是她——她的声音只是模具，浇铸出一个形状，然后被送往全国一万三千台卡拉ok机器里，等待某个陌生人在包厢里拿起话筒，跟著她的声音一起唱。
没有人知道那是她。
她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唱片封面上，不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底端的字幕条里。在这个行业的食物链上，“导唱带歌手“的位置大约介於“乐器“和“人“之间。
但她唱得很认真。每一首。
手指从和弦上鬆开，弹了一段旋律。这是她自己写的东西——不在工作范围內，纯粹是因为想写。副歌的部分已经改了三个版本了，每一版都差一口气。差在哪里她说不清楚，只知道弹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胸口的那团东西没有被完全推出来。
她停下手，低头看著五线谱纸。铅笔痕跡深深浅浅地叠在一起，有些地方被橡皮擦得纸面都起了毛。
从那天三年前在那个小酒馆签下合同起，她就再也没有站上过任何一个舞台。
她被安置在这间录音棚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唱歌。板仓定期送来曲目清单和导唱带的音轨，她录完，交带子，回公寓。偶尔和录音师交流几句技术细节，大部分时间独处。
最初的半年是最辛苦的。
她第一天走进录音棚时，什么都不懂。连监听耳机的佩戴方式都不对——戴得太紧，三十分钟之后耳廓就开始发红、发疼了。
录音师隔著玻璃窗做了一个手势，她没看懂。后来录音师走进来，帮她把耳机的头梁调鬆了两格，將侧面的海绵垫翻折到耳廓外侧而非压在上面。
“轻一点就好。”录音师说。
那天录了一整个下午，八首歌。每首都录了四到五遍。回公寓之后她把自己的录音带放出来听，第一遍就按了暂停。
太紧了。
嗓子在发力，气息在撑，高音区像是用手指去够一个勉强碰得到的架子顶层——够到了，但姿態很难看。
第二天她六点就到了棚里，比工作时间早了三个小时。戴上监听耳机，一个人对著话筒练。
然后是一年、两年、两年半。
变化是从第二年的秋天开始变得明显的。
有一天她录一首中板情歌，副歌的最高音是一个降a5。以前碰到这个音，她需要提前一个小节调整呼吸、收紧腹部、把声音往前“推”上去。那天她按照惯例做了准备动作——然后发现那个音自己就出来了。
轻轻地，稳稳地，像水面上浮起的一片叶子。
录音师在对讲里安静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嗯，就是这个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所谓的“开窍”吗？
那之后，录音师给她的技术建议就越来越少了。
到第三年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了。
每一首歌都是一次通过。
另一件事发生在创作上。
入职第八个月，板仓来棚里送新一批导唱带的音轨。等待传带的间隙，他听到了钢琴房里飘出来的旋律，问她那是什么歌。
“我自己在写的。”她说。
板仓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幸子小姐，你会创作啊？”
她点了点头。写词写曲都做，从高中开始就在写了。只是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板仓让她弹了一段。听完之后，他的表情变了。
“这个……副歌的旋律走向，很不一般啊。”
那之后，板仓每个月会留出半天时间来听她的新demo。他带来了一些创作上的建议——大部分和市场有关，比如“副歌旋律的首音如果低八度进入，卡拉ok的客人会更容易跟唱”。她挑著听，採纳了一部分，另一部分保留了自己的判断。
还有一件事。录音师讲的。
有一次收工后，录音师收拾设备的时候隨口说了一句：“哦对了，上周末我去卡拉ok唱歌，包厢隔壁有个女生在唱你录的那首《风的轨跡》。”
幸子手里的茶杯停在嘴边。
“她唱得还不错。”录音师说著收好了线材，“就是副歌那个转折——你录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气声处理的，对吧？那个地方她没唱出来，但她一直在反覆尝试。我听她前前后后唱了四遍。”
那天晚上幸子躺在公寓的床上，盯著天花板想了很久。
那个女孩在反覆练习自己唱的那个气声转折。
她不知道幸子的名字，不知道她的长相。但她在模仿她，在学她。
“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
这个念头浮上来的时候，幸子被它嚇了一跳。
她刚刚入行的时候，也想过是不是立刻就会被包装得光鲜亮丽地就去舞台上了。
但西园寺小姐给出的答覆是“时机未到”。
幸子也不清楚是什么时机，可西园寺小姐这么说就肯定有她的考量在里面的。自己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配合公司的战略，反正她还挺喜欢这种隱於幕后的工作方式。
她知道的，自己对镜头有著天然的恐惧。真要自己上台，也不一定能发挥得好。
但是，一旦那个想法被重新想起了，就再也没有消失过。
手指重新落在琴键上。
最近几个月，一些微妙的变化打破了她习惯已久的节奏。
板仓送来的导唱带曲目里，抒情慢歌的比例明显增多了。
以前流行快歌居多，適合卡拉ok场景的高能量曲目。最近三个月，几乎一半是钢琴伴奏的纯情歌——那种需要在安静中展开、考验歌手情感控制力的歌。
她录的时候並没有觉得困难，反而觉得舒服。但她隱隱意识到，这些歌的录法更接近“专辑”，而非“导唱”。
还有那次拍照。上个月板仓带了一位摄影师来棚里，说是“留一些公司內部存档的资料照片”。
但那位摄影师打光的方式——用了反光板、调了色温、甚至让她微微侧头调整角度——明显超出了“存档“的標准。拍完之后，摄影师收设备的时候跟助手说了一句“这张可以用”。她听到了，没有追问。
最让她在意的，是板仓两周前问她的一句话。
录完当天最后一首歌之后，板仓没有像往常一样说“辛苦了”就走。他坐了下来，聊了几句，然后用一种异常轻鬆的语气说：
“幸子小姐，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道？“
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手指从调音台上抬起来，在半空中停了大约一秒。然后她笑了一下，反问了一句：“板仓先生觉得呢？“
板仓看著她，似乎在等一个不同的回答。但她確实没有更好的答案给他。他最终也笑了笑，拍拍膝盖说“不急不急”，然后离开了。
那天晚上她重新想了一遍那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道？”
她发现自己无法给出明確的回答。
技术上，她知道自己早已准备好了。西园寺小姐说的打磨，她自认已经做得不错了。
音准比三年前稳了太多，气息更精细了，高音区的质感从“努力够到”变成了“轻鬆落上去”。录音师半年前就不再给她建议了——因为没什么可提了。
说不出口的是另一件事。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道。
手指在琴键上慢慢地弹著，旋律断断续续。
她爱音乐吗？
当然。
三年来每天都在唱、每天都在写，从来不觉得厌倦。这份工作给了她稳定的收入、充足的独处时间、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录音棚。
她也想被人听到。录音师讲的那个卡拉ok女孩的故事，她到今天还记得。“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这个念头在三年里反覆出现，频率在增加。
但“想被人听到”和“站上舞台”之间，隔著一道她还没有想清楚的鸿沟。
录音棚里的规则，她已经完全掌握了。在这里，她只需要面对话筒。话筒不会评判她。录坏了可以重来。
她和听眾之间隔著无数层介质——话筒、磁带、卡拉ok机器的扬声器——那面“玻璃墙”让她安全，让她自由，也让她可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声音本身。
而出道，意味著那面玻璃被打碎。
她需要站在灯光下。面对镜头，接受採访，被问一些关於“创作灵感”和“私人生活”的问题。
需要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认出她的脸。需要在几百人或几千人面前开口唱第一个音——而那个音一旦唱出去，就没有“再来一遍”。
她能唱好吗？在技术上大概能。
但这里的问题不在“能不能”。
板仓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道”。公司说“我们在等合適的时机”。这些话里藏著一个前提——出道是理所当然的下一步。三年的训练和积累，全是为了最终走到台前。
但幸子在自己心里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驱动她站上去的理由。
她爱音乐——但她可以在这间录音棚里安安静静地爱一辈子。她想被人听到——但导唱带已经传到了千家万户。
虽然没有人知道是她在唱，但那个声音確实存在。
“那还不够吗？”她在心里问自己。
沉默了很久。
答案应该是“不够”，她知道。
因为如果“够”了，“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这个念头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浮上来。
但她同样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出“不够”。因为那个“不够“的背后，连著一个她更不敢碰触的问题——
“我想被看到的那个我，到底是谁？”
录音棚里的蒲池幸子，是一个她认识的自己。安静、专注、和音乐待在一起时自洽而完整。
站在舞台上的蒲池幸子，会变成什么样？她不知道。她连想像都无法具体地想像。
那个轮廓是模糊的、空白的——像一张还没有被冲洗出来的底片。
她不怕变坏，也不怕失败。
她怕——站上去之后发现，自己在灯光下是空的。
旋律在钢琴上停了下来。
她的手指搭在琴键上，没有按下去。录音棚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的微弱气流声。
她低头看著五线谱纸。铅笔痕跡深深浅浅地叠在一起。这首歌改了三个版本了，副歌的走向始终不对。
她隱隱觉得——写不完这首歌的原因，和回答不了板仓那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同一个。
缺了什么东西。
一个支点，一句话，一个画面。
某种足以让她把胸口那团温热的、安静的、內敛的“喜欢”，推出喉咙、送上嘴唇、投射到远处去的力量。
她还没有找到。
幸子深吸一口气。
她重新把手指放回琴键上，准备再试一次副歌的走向。左手按下一个am和弦，右手刚弹出两个音——
录音棚的门响了。
她的手指从琴键上抬起来，转过头。
门口站著一个人。
个子不高。穿著鸦青色的薄羊毛衫，头髮梳得很整齐。脸上掛著一种难以描述的表情——像是在微笑，又像是在打量什么。
幸子愣了大约一秒。
然后她认出了来人。
在s.a.娱乐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但几乎没有人见过本人。传闻里的她，要么是铁血的財阀大小姐、要么是某种连板仓都不敢正面看的存在。
但幸子见过。
她是这位大小姐亲自招进来的。
虽然幸子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有什么特別的，值得西园寺家的大小姐亲自出马。比她天赋更强的人比比皆是，论努力她也不敢自称第一。
但是这位小姐给了自己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薪水，甚至让自己能隨心所欲地追逐梦想，去做她所热爱的事。
所以在幸子心中，她一直是排在第一位的。
三年过去了。
那个女孩长高了，轮廓也更分明了。但她身上有一种东西没有变——那种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的、安静的重量感。
幸子从钢琴凳上站起来，手里的铅笔差点掉到地上。
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散落在调音台上的五线谱纸和自己喝了一半的罐装咖啡。录音棚里有些乱，她完全没想到会有人突然进来。
“西园寺小姐——您怎么来了？”
她的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稳。带著真实的惊讶，和一丝不好意思。
皋月站在门口，目光从幸子脸上移开，缓缓扫过整间录音棚。
五线谱纸、墙上的专辑內页、小书架上夹满翻译便签的英文书、角落里还摞了七十三盘磁带的文件盒。
她看了几秒。
然后，视线回到了幸子身上。
“好久不见，幸子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