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的主编是王丕向，1926年生人，曾参加过革命工作，从1959年起开始担任《延河》的主编，后续因为停刊中断了一段时间，不过隨著1977年《延河》恢復原刊名，他继续担任该杂誌主编一职，直到现在。
而就在这天午后，他刚吃完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就瞧见路蒙拿著稿子走了进来。
“这是？”
正常情况下，杂誌社审稿都是按照初审，覆审，终审的流程来的，像这种组长直接带著稿子来找主编的情况，可是相当少见。
“一个叫许路的作家投来的稿子，两篇短篇小说，比较特別，刚才路摇和汪愚还因为这稿子吵了一架。”
哦？
王丕向有些惊讶。
能让编辑部的两位编辑大吵一架，看来这稿子还真挺不一般的。
接过手之后，他便开始翻阅起来。
半晌之后，他重新放下手稿，心中已然清楚为什么这两篇文章能够在杂誌社里引起那么大的动静，甚至让两个编辑当眾大吵一架。
“这篇《受戒》的文风，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叫汪曾祺的作者……”
“汪曾祺？”
路蒙比较年轻，对於这个名字，並不怎么熟悉。
“当年西南联大的一个学生，写出来的文章，跟这篇《受戒》的味道很像，不过没有这篇这么成熟……
当然，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所以写出来东西青涩一点也正常。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发表过作品了，你不认识也正常！”
王丕向解释了一句。
路蒙点点头，不过並没有在意这个，现在的重点，是要怎么处理这两篇文章。
留，还是不留？
“你觉得咱们《延河》该不该留下这两篇文章？”
王丕向把问题拋给了路蒙，后者稍加思考，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这两篇文章的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不管是《受戒》还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做到了一定的突破。
只是这种突破跟当下的文坛主流，的確是有些格格不入。
如果选择刊登，后续估计会引发不小的爭议，咱们杂誌社也会面临一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慎重，可以喊上其他编辑一起开个会，探討一下这件事！”
以往遇到一些比较敏感的稿子，杂誌社內部都是这么处理的。
但这次王丕向听完之后却是摇了摇头，稍加思考后，他当即就做出了决定，中气十足地说道。
“不用再开会討论了，这两篇文章咱们都要了，而且还要加急插队，就刊登在下一期的杂誌上。
咱们《延河》杂誌社，要刊登的是好的文章，而不是『对』的文章。
当下文坛，正是需要像这样的文章站出来，树立新风。
至於爭议，有爭议又怎样？
要是怕爭议，老子就不来当这个主编了。”
不符合当下的文化潮流那就不符合唄！
谁说一定要隨波逐流？
只要文章够好，就能逆流而上！
瞧王丕向这个样子，路蒙自然清楚这个结果不会再有任何改变了。
不过发就发吧，这么大的一家杂誌社，一点爭议他们还是承受得住的，隨即他继续问道。
“那两篇文章的定价怎么算？”
目前期刊行业实行的还是1977年国家出版总局的《关於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也就是千字2-7元。
一般新人都是千字2元或者3元，能拿到千字4元的都是极少数。
只是考虑到两篇文章的质量实属难得，王丕向最终还是决定以千字5元的定价算稿费，同时还特別嘱咐道。
“记得让路摇给他写封信，鼓励这位许路同志笔耕不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故事。
像他这种创作风格的作家，目前还是太少了。
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何人？能够写出这样两篇文章，按理来说不应该是寂寂无名之辈！”
王丕向说著说著就开始嘀咕起来，隨后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路蒙，上回你不是说你们小说组审稿压力大，人手不够，想借调一位过来帮忙吗？”
借调编辑是指杂誌社，出版社因阶段性任务多，人手不够，向外发函借用人员，像1980年时，“儿童大王”郑渊洁就曾经在《儿童文学》杂誌社当了一年的“借调编辑”。
路蒙自然明白，王丕向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是什么意思。
“您是想让这位许路同志来咱们这里当借调编辑？”
“对，你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太著急了些，咱们《延河》杂誌社对於编辑的能力要求是很高的。
这位许路同志这次寄过来的这两篇文章的確是可圈可点，但我觉得咱们对他的了解还是不够多，看看他接下来的作品再考虑这件事吧！”
路蒙摇了摇头，否决了这个想法。
还是那句话，文学创作是具有偶然性的。
什么阅歷，经验，文笔……
有时都不如灵感来得重要。
举个例子，我国话剧第一人的曹雨，在大学毕业前写出了国內第一部成熟现代悲剧话剧——《雷雨》。
那年他23岁！
25岁时，他写出了《日出》。
27岁时，他写出了《原野》。
30岁时，他写出了《北京人》。
至此凑齐了“曹雨四大名剧”，一举確立华夏话剧文学最高水准。
但在此之后，虽然他一直都在不断產出新的作品，但至今都没能再写出超越青年时期这些经典之作的作品。
你不能说他这些年阅歷没有增加，笔力没有变强，但他就是写不出来更好的作品。
因此单单因为这两篇文章就把许路找来当借调编辑，还是太草率了些。
谁也不知道这两篇文章会不会就是对方的“妙手偶得”！
而王丕向也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说的的確是有些不妥，因此也没再多说。
只是心里又不由自主地期待起了对方的新作品。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他的新作，到时新作是会泯然於眾人，还是像这次一样，让所有人感到惊艷……
希望是后者吧！
而就在这天午后，他刚吃完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就瞧见路蒙拿著稿子走了进来。
“这是？”
正常情况下，杂誌社审稿都是按照初审，覆审，终审的流程来的，像这种组长直接带著稿子来找主编的情况，可是相当少见。
“一个叫许路的作家投来的稿子，两篇短篇小说，比较特別，刚才路摇和汪愚还因为这稿子吵了一架。”
哦？
王丕向有些惊讶。
能让编辑部的两位编辑大吵一架，看来这稿子还真挺不一般的。
接过手之后，他便开始翻阅起来。
半晌之后，他重新放下手稿，心中已然清楚为什么这两篇文章能够在杂誌社里引起那么大的动静，甚至让两个编辑当眾大吵一架。
“这篇《受戒》的文风，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叫汪曾祺的作者……”
“汪曾祺？”
路蒙比较年轻，对於这个名字，並不怎么熟悉。
“当年西南联大的一个学生，写出来的文章，跟这篇《受戒》的味道很像，不过没有这篇这么成熟……
当然，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所以写出来东西青涩一点也正常。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发表过作品了，你不认识也正常！”
王丕向解释了一句。
路蒙点点头，不过並没有在意这个，现在的重点，是要怎么处理这两篇文章。
留，还是不留？
“你觉得咱们《延河》该不该留下这两篇文章？”
王丕向把问题拋给了路蒙，后者稍加思考，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这两篇文章的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不管是《受戒》还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做到了一定的突破。
只是这种突破跟当下的文坛主流，的確是有些格格不入。
如果选择刊登，后续估计会引发不小的爭议，咱们杂誌社也会面临一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慎重，可以喊上其他编辑一起开个会，探討一下这件事！”
以往遇到一些比较敏感的稿子，杂誌社內部都是这么处理的。
但这次王丕向听完之后却是摇了摇头，稍加思考后，他当即就做出了决定，中气十足地说道。
“不用再开会討论了，这两篇文章咱们都要了，而且还要加急插队，就刊登在下一期的杂誌上。
咱们《延河》杂誌社，要刊登的是好的文章，而不是『对』的文章。
当下文坛，正是需要像这样的文章站出来，树立新风。
至於爭议，有爭议又怎样？
要是怕爭议，老子就不来当这个主编了。”
不符合当下的文化潮流那就不符合唄！
谁说一定要隨波逐流？
只要文章够好，就能逆流而上！
瞧王丕向这个样子，路蒙自然清楚这个结果不会再有任何改变了。
不过发就发吧，这么大的一家杂誌社，一点爭议他们还是承受得住的，隨即他继续问道。
“那两篇文章的定价怎么算？”
目前期刊行业实行的还是1977年国家出版总局的《关於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也就是千字2-7元。
一般新人都是千字2元或者3元，能拿到千字4元的都是极少数。
只是考虑到两篇文章的质量实属难得，王丕向最终还是决定以千字5元的定价算稿费，同时还特別嘱咐道。
“记得让路摇给他写封信，鼓励这位许路同志笔耕不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故事。
像他这种创作风格的作家，目前还是太少了。
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何人？能够写出这样两篇文章，按理来说不应该是寂寂无名之辈！”
王丕向说著说著就开始嘀咕起来，隨后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路蒙，上回你不是说你们小说组审稿压力大，人手不够，想借调一位过来帮忙吗？”
借调编辑是指杂誌社，出版社因阶段性任务多，人手不够，向外发函借用人员，像1980年时，“儿童大王”郑渊洁就曾经在《儿童文学》杂誌社当了一年的“借调编辑”。
路蒙自然明白，王丕向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是什么意思。
“您是想让这位许路同志来咱们这里当借调编辑？”
“对，你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太著急了些，咱们《延河》杂誌社对於编辑的能力要求是很高的。
这位许路同志这次寄过来的这两篇文章的確是可圈可点，但我觉得咱们对他的了解还是不够多，看看他接下来的作品再考虑这件事吧！”
路蒙摇了摇头，否决了这个想法。
还是那句话，文学创作是具有偶然性的。
什么阅歷，经验，文笔……
有时都不如灵感来得重要。
举个例子，我国话剧第一人的曹雨，在大学毕业前写出了国內第一部成熟现代悲剧话剧——《雷雨》。
那年他23岁！
25岁时，他写出了《日出》。
27岁时，他写出了《原野》。
30岁时，他写出了《北京人》。
至此凑齐了“曹雨四大名剧”，一举確立华夏话剧文学最高水准。
但在此之后，虽然他一直都在不断產出新的作品，但至今都没能再写出超越青年时期这些经典之作的作品。
你不能说他这些年阅歷没有增加，笔力没有变强，但他就是写不出来更好的作品。
因此单单因为这两篇文章就把许路找来当借调编辑，还是太草率了些。
谁也不知道这两篇文章会不会就是对方的“妙手偶得”！
而王丕向也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说的的確是有些不妥，因此也没再多说。
只是心里又不由自主地期待起了对方的新作品。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他的新作，到时新作是会泯然於眾人，还是像这次一样，让所有人感到惊艷……
希望是后者吧！